我到挪威，在室內囚禁了三個多月，唯一的收獲可能就是寫出了些挪威觀感。

開始，只是為了能記錄些新鮮的見聞，并沒有給自己做什么規(guī)定，可到了一個月左右的時候，就覺得應該是每天一篇，并按照報刊專欄的規(guī)矩，在字數(shù)上進行限制，每篇1000字多一點。

后來，有個南寧的已經聯(lián)系了有好幾年的網友聽說我在寫這些，要求一閱。我發(fā)過去，她覺得挺好，就幫助我在據(jù)說是國內最大的文學網站“榕樹下”注冊并陸續(xù)發(fā)給那網站。

我在國內雖然在很多報刊上發(fā)過稿子，總字數(shù)算起來也的有幾十萬字了。但在文學類媒體上用稿，還是頭一次。

截止到2002年2月4日，那些還在繼續(xù)寫的觀感已經發(fā)到了第88篇。

另外，在那個網站上，我還用了“北京何必”、“北京大俠”的名義在那上面發(fā)了些言論、札記什么的。之所以用那么多的名字，是因為那網站規(guī)定，不同的個人信箱也對應不同的名字。

當然，說起那榕樹下網站，我覺得那里也是個管理得不太好的網站。

首先，該網站在未經作者同意的情況下，強行在每篇文章的下面都要有那么一段文字，說是本人授權該網站作為該篇文章的唯一代理，其他人未經該網站許可，不得轉載或使用該稿件云云的聲明，但看上去，總像是一群小孩子在玩耍之中某個極為吝嗇而霸道的孩子強行讓別的孩子承認凡是他摸過的玩具就都是他的那樣無禮奸詐，也透露出上海人無時不在的盤算和小聰明。其實，真看不出來，在國內對于版權和著作權的保護非常差勁的大環(huán)境里，該網站的這些手腳，是否能保護其權益不受到侵害；而且，該網站有個文字說明，是說如果作者同意將文章在那上面發(fā)表，等于放棄了向該網站索取任何稿酬的權利，也就是說，該網站所發(fā)表的所有作品都是不會向作者支付任何報酬的。可另一方面，卻不允許別人用作者的稿件，作者的勞動就這么徒勞了。這好像是有些混不講理了。

其次，那網站的審稿標準嚴重不一致。我在國內時在一些報刊上發(fā)表過的文字，在那里卻被說成是不符合發(fā)表要求，讓我這個長期靠碼字騙錢糊口謀生并為多家報刊當成優(yōu)秀撰稿人的混混兒大光其火而且甚為不解；我告訴那南寧網友不用因此去理睬那網站；等過了兩天，南寧網友重新將那篇稿子原封不動連題目都保持原樣地發(fā)過去給同一個欄目，卻沒有任何廢話地得到了登載；或者，就用換了個名字，再發(fā)過去，也照樣得到了使用。不知道那網站主編干什么呢，是不是我的稿子被斃那天是否失戀或便秘了。

再有，我的挪威觀感由于題材的特殊性和寫作者的少量，大概是不能張冠李戴偷梁換柱地發(fā)的，其中稍微涉及到一些較為敏感話題（像吳征楊瀾夫婦在他們各自的經歷上弄虛作假之類的題目），就被網站編輯以與該欄目用稿標準不符為由拒絕刊載。可是，已經用了好幾十篇了，怎么會突然不符合標準了呢？

就算是作為媒體（誰知道在國內網絡的媒體功用如何，也許是網站太拿自己當回事了），可要是想與傳統(tǒng)媒體競爭，沒有點魄力，斷然是沒戲的。

準備與那個在挪威讀易卜生博士并取得了不凡成就的中國人聊天，花了不少的時間。因為據(jù)說他自恃才高，有些不愛搭理別的中國人。我請原來在國內內蒙古某大學生物系主任、現(xiàn)在擔任被中國駐挪威大使館認可和支持的挪威中國留學生類似聯(lián)合會性質的負責人的那個蒙古族人聯(lián)系，但卻一直沒有回音。所以，閑來無事，自己貿然闖到他家。好在我們只是前后樓的距離。

他去到研究所了，只有他夫人在家，正在喂那個兩個多月的孩子。那個7歲多的女兒去上學了。

我們以前見過面，所以交流起來不用很費力。

我們說起了在這里留學生及其家屬的各種情況。

她介紹說，那個從國內湖北來的家屬剛開始來那會是很開朗活潑的，之所以成了非常封閉甚至抑郁得很厲害，是因為她老公在這里與一個湖南女人弄到了一起，甚至在她來后仍然與那女人不明不白，而且總是帶那個女人到家里去，別人都說他們是個三口之家。她為此很煩惱，逐漸變成了那副模樣。

我們共同的看法是，不少留學生其實是挺自私的，為了去除掉在這里的孤獨和寂寞，死乞白賴地把家人弄到這里來，以緩解自己情感生活的貧乏。但是，家屬通常都要放棄自己在國內的即成條件，放棄也許很不容易才獲得的崗位和成就，到這里白手起家；而留學生通常是不會考慮這些的，也不會為了家屬的利益而奔走；家屬屬于一個非常松散、無組織、很難形成完整利益群體并因此而引起各方注意和關懷的那么一個人群，他們的利益通常是由留學生代理的；留學生自身在這里至今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機構（那個所謂的聯(lián)合會只不過是個籌劃中的社團），自顧不暇，不會對家屬投以稍微多一點的注意力；而那些沒有家屬可來的人更不會對這種事瞥上一眼了；家屬的身份和取向龐雜，不像留學生由于都在挪威讀書而有著近距離的相似群體特征，很難有明確、突出而具體的訴求；在這里，由于留學與陪讀的特殊身份，改變了在國內時的家庭基本關系結構和形態(tài)，在國內可能挺牛氣的家屬到了這里卻成了附庸乃至累贅；家屬們在這里只能是打工掙錢養(yǎng)家糊口，在挪威的身份是要依靠留學生來維系，而在經濟上也是要依賴留學生的；家屬的職業(yè)能力也大相徑庭，特別是對在挪威打工有著決定性影響的語言能力方面，更是各有千秋，像正在與我交談的女士，在國內就是英語碩士，到這里又讀了兩年挪威語，打什么樣的工可以自由選擇，可很多人連英語都沒有掌握，所以打工機會很不好找；而就算是打上了什么工，也會由于看不到出頭之日而不時喪心病狂……

這樣的一群人，又沒有別人去關心和注意，自然成為了相當弱勢的人群。他們?yōu)榱耸沽魧W生能有家庭的溫暖感而做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且在挪威仍然繼續(xù)做著犧牲，這種犧牲可能隨著在挪威滯留時間的延長而會是無限期的，但卻得不到任何回報。

那個攻讀易卜生博士中國留學生的夫人也談道，她是在他到挪威的一年后到挪威來的，大約是經過了一年的光景才適應過來。

開始時感覺與在國內聽到可以到國外陪讀那會的想象大為不同。在這里曾經干過在挪威人家里打掃衛(wèi)生的活，又去讀了兩年挪威語，此后，雖然可以憑借挪威語的優(yōu)勢去超市什么的干活，但卻總覺得給人家打工不如給自己干活，于是就懷孕，生了個兒子，天天在家看孩子，自己給自己打工。

她覺得，在挪威呆了三年多，對國內的很多事情已經處于嘛也不懂的狀態(tài)了，而且，由于在這里生養(yǎng)孩子，就更加封閉，怎么去適應未來國內的生活，是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即使是現(xiàn)在，對于我的貿然造訪，她還是挺高興，覺得有個人可以聊天了，可以打破每天白日都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說話的困境。（那留學生在等著拿到博士證書――其實，到中關村買一個也未嘗不可？玩笑！而且覺得挪威做學問的條件和環(huán)境比國內強多了，趁目前還在挪威這樣設備一流資料充實寫作環(huán)境安靜舒適的機會，多查些資料多寫些論文，以應對未來回國將面臨的競爭壓力。）

也許，從優(yōu)化人口的角度看，留學生在海外多生孩子，可以繞過國內的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而且比農村防不勝防的二胎現(xiàn)象及其造成的眾多的近親繁殖對人口質量形成負面影響來說，還是要好得多。 字串4

這里沒有什么計劃生育政策，生多少孩子都沒人管，而且生孩子可以享受不少優(yōu)惠。所以很多中國人到這里都生了第二胎。

如果趕上生孩子，正在讀的學位可以因此順延一年而不受影響。

生產所需的一切費用都由挪威方面負擔，連吃帶住不用自己掏一分錢。

從孩子出生開始，每個月，挪威會向孩子支付1000克郎的牛奶費，一直支付到孩子7歲；如果孩子滿2歲可卻沒有去幼兒園，政府會每個月支付4000克郎；孩子所有的醫(yī)療都是免費的。

我問既然他在挪威做出了讓挪威人都很贊賞的成就，為什么不選擇在挪威留下來？她說，他所學的（文學）專業(yè)在挪威不好找工作，不像學醫(yī)學和計算機的，只好回國。

那留學生已經被清華大學聘用，將于今年4月份回國到該校教授英語。這夫婦都是江蘇人，來挪威前在南京教書，對北京不了解，但她對北京印象不好，風沙太大。而且，有些到挪威來訪問的北京人，也對他們說北京不好，不要去北京。但他總是覺得清華的名氣還是不錯的。

她認為，如果有機會滯留國外，留學生沒有幾個愿意回國的；能回去的，都是在國外不太容易能呆下去的人。這不僅是掙錢的問題，還包括子女教育、生存環(huán)境、安全、福利、社會穩(wěn)定性等。

而她覺得他做學問已經有些傻了，鉆進書本而不聞窗外之事，對于國內的真實情況了解得太少，一門心思地想回國，可能未必是件明智之舉。

在挪威的中國留學生里，何成洲是為幾乎所有的人公認取得了較高成就的一個人。他的事跡曾經上過很多次挪威報紙的重要版面，在挪威某個大報的《每日一星》欄目里，曾經對他和他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過大篇幅的報道。

在我行將回國的前夕，找機會與他聊了起來。

他是1997年到挪威的。此前，他在南京師范大學教英語，想從已經呆了很久的學校里出來換換環(huán)境。當時，他面臨著兩個機會：一個是他的朋友在中國做美國某產品的代理，邀請他加盟其中，并可以派往美國接受為期兩年的業(yè)務培訓，那樣的話，他就等于下海了；再一個是，當時已經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的他想繼續(xù)深造，報考了北大的博士生，而當時北大的導師基本上已經確定招收他做博士。（何成洲說，在國內報考博士，都是先與導師聯(lián)系很長時間，在考試時基本上已經內定下來。但是，這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際關系的學位制度注定有其副作用。）可挪威奧斯陸大學與北大有交換學者項目，想從中國招一個研究舉世聞名的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博士，北大那位博士生導師根據(jù)何成洲的背景情況，向他推薦了挪威這個機會。最后，有著強烈讀書做學問傾向的他，還是選擇了到挪威來。

何成洲到挪威，是專業(yè)研究易卜生的。他說，與中國“學會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古訓和現(xiàn)行時尚不同，西方人很熱愛文科，許多人在上大學選擇專業(yè)時都是找了文科的什么內容來學習。當我與他探討為什么西方人會對文科感興趣時，他認為，這可能與西方人在上大學時不需要為未來自己的就業(yè)過多考慮的情況有關，他們完全可以根據(jù)自己的興趣和愛好來選擇研究方向，而不是根據(jù)就業(yè)市場的變化而確定自己的學業(yè)。有很多人，拿到了文科博士學位后，到社會上去干別的與本專業(yè)毫無關系的工作，這也是常見的情形。

何成洲到了挪威，先學習了一年的挪威語，因為如果沒有挪威文，就不能讀易卜生劇本的原文，而翻譯過來的文字畢竟與原文還是有著不少的差距。易卜生作為一個挪威人，一生中用挪威文撰寫了像中國人很熟悉的《玩偶之家》等大量的話劇腳本，而對于一個從來沒有摸過挪威語的外國人來說，讀挪威語劇本就相當于在上一堂挪威社會和歷史科，每個劇本就是一個社會，劇本里會接觸、描述、呈現(xiàn)大量的社會現(xiàn)象，會通過劇中五花八門的人物表現(xiàn)社會的方方面面，對于學習劇本作者所使用的該國語言有著極大的幫助。這樣，與那些挪威人或其他與挪威毗鄰或者有著相似的文化背景的西方國家的人不同，何成洲在易卜生研究方面幾乎是從零、而且對于易卜生原文所使用的文字也是從字母開始學習的情況下起步，用了一年的時間，達到了攻讀該專業(yè)所需要的挪威語水平，并且讀完了易卜生所有的劇本。

作為在挪威的中國留學生里取得不俗業(yè)績的人，何成洲也在治學旅途中付出了不少的艱辛。

他對我說，到挪威來以后，他除了剛來時偶爾周末打工外，其余時間都是在讀書，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即使是在學校的假期里別人都出去旅游的情況下，他還是堅持每天都到辦公室，去閱讀有關的各種資料。常常是上午在學校圖書館里查資料，中午從超市里買個面包，在趕往辦公室的地鐵上吃完了，到了辦公室就開始繼續(xù)閱讀。到挪威將近5年的時間里，除了到美國和北歐幾個國家開會外，他從來沒有到外面去玩過，而在挪威的別的留學生有的才來了一年，已經差不多將歐洲都走遍了，別的中國人也幾乎都利用各種機會到挪威的鄰近國家觀光。 

可說到讀書的辛苦，何成洲倒不以為然，而且，他對國內很多對于知識分子舍身求學的宣傳手法嗤之以鼻非常反感。他認為，按照國內許多宣傳里的說法，好像是知識分子必須要臥薪嘗膽才能取得成績，必須失去人生的所有樂趣才能走完學術道路。媒體描述像陳景潤、蔣筑英、羅健夫、張廣厚等那樣的科技人員時，都是用了類似“含辛茹苦”、“置之度外”、“廢寢忘食”、“積勞成疾”、甚至“英年早逝”、“明星隕落”這樣的詞匯，給人以如果不放棄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就不可能達到治學道路上的升華那樣的印象，而這對媒體受眾產生的影響未必是有利的，會讓受眾以為做學問就是條不拾人間煙火的凄涼絕徑，只能形單影只默默無聞地在書本里飄飄欲仙快速地滑向自己的人生終點，甚至會阻擋很多本來很有潛質可能會在學術上大有作為的人趨樂避苦望而卻步。何成洲認為，實際上，人的健康對于學術有著非同小可的影響，不能想象的是，一個病病歪歪的人在生理的痛苦和心理的壓力之中能寫出好的讓讀者興奮和激動的文章來，也不能想象，在那樣的狀態(tài)下，做學問者能保持良好的創(chuàng)造性、穩(wěn)定的情緒和正常的心態(tài)。何成洲說道，他每天看10小時書后，回到家里，腦子里像一鍋糨糊，再也不可能看任何文字了，說明那天他的大腦被用得足夠了；而學習文科的人，講究的是要“創(chuàng)造性閱讀”，對于所看的文章要有自己的理解和注釋，形成自己的獨特的認識，具有對那文章的原始評價。只有這樣，才能說是做了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才能說是讀了文科。而這種結果的取得，是需要的是良好的競技狀態(tài)和健全的心智結構的。任何身心上的缺陷或病態(tài)，都會極大地妨礙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的存續(xù)和發(fā)揮，進而導致人處于萎靡不振之中碌碌無為。

實際上，健康和休息都是人的權利，我們不能總是將這些權利棄之不顧，而只是鼓吹為了工作而忘我犧牲的精神，這于國于民都沒有什么益處。我們似乎更應該提倡勞逸結合有張有弛健康而積極的人生追求和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