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到“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從“科教興國”到“人才強國”，“人才”已被我們這個奔著“偉大復興”的民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當然，“科教興國”也罷，“人才強國”也罷，最終還要“依法治國”。以此次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修憲為標志，我們能真切地感覺到如今的中國更加注重“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味道。

　　由此，我們不由得想到了近些年全國“兩會”都頗受代表委員關(guān)注的“兩高”報告。代表委員們之所以對此格外關(guān)注，而且“兩高”報告確實之所以也不如其他報告那樣獲得高票通過，就在于我們這個“聚精會神搞建設(shè)，一心一意謀發(fā)展”的“和平崛起的大國”，在“法治”方面確實還差強人意。

　　終于聽到“兩會”上一種以往沒有或以往沒那么強烈的聲音：“依法治國”也要靠人才。如果說，“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最終要統(tǒng)一到“依法治國”；那么，“依法治國”則要靠“科教”和“人才”來“興國”和“強國”，也就是最終要靠“人才”來制法，靠“人才”來執(zhí)法，所謂“國以才立，政以才治，業(yè)以才興”也。

　　于是我們很“職業(yè)習慣”地想到了法律界的“海歸”。從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曹建明，到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萬鄂湘，再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數(shù)不多的專職委員、本次修憲主要參與者之一信春鷹，還有可以說是如今中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研究第一人的鄭成思，以及第一個回國創(chuàng)辦律師事務所的段祺華、擁有“海歸”律師團隊的君合律師事務所主要合伙人肖微等一干“海歸”律師，當然也還會有主要集中在高�？蒲性核�的那些我們最熟悉的從事法學教學科研的留學回國人員……可以說，我們的視野里，我們的想像中，一下子“跳出”那樣多的法律界“海歸”。他們這些人，都是改革開放后走出國門學習和了解西方法律知識和法律實踐后回國發(fā)展的。

　　我們就在想，也許這些人只是我國法律界人才之“滄海一粟”，也許這些人也只是我國“海歸”人才之“滄海一粟”，甚至也許只是具有留學背景的法律人才之“滄海一粟”，但正是他們，引領(lǐng)了“海歸”法律人才在中國“依法治國”事業(yè)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風氣之先，從一個側(cè)面也證實了“依法治國”最終還要靠“人才”來實現(xiàn)來解決的道理。

　　因為我們期盼著有更多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和“緊缺人才”盡快充實到我國法律界，因為我們期盼中國的“依法治國”方略能更好地付諸實施，還因為我們一直格外青睞“海歸”相信“海歸”，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期盼更多的“海歸”加入到我們的“依法治國”事業(yè)行列中來。（文/徐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