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恨Z動法蘭西的中國非法移民之死
同樣的厄運，此前8年就曾在這個普通的家庭出現(xiàn)過一次。1995年，劉春蘭從撫順市服裝二廠下崗了。她是最早感受到市場經(jīng)濟殘酷的那一批人，而服裝和紡織業(yè)則是這個城市里最早經(jīng)受市場經(jīng)濟考驗的行業(yè)。劉春蘭好強、有主見，也曾有過自己的榮譽：連續(xù)幾年被評為這家企業(yè)的“技術革新能手”。
自謀出路的劉春蘭第一次體會到社會競爭的殘酷。四十多歲幾乎是一個毫無競爭力的年紀，她替縫紉店做過針線活，一個月能掙四五百塊錢，隨著年齡的增長，視力下降，只能干類似護理老人、飯店洗碗的工作，收入日減，最少的時候只有一百多塊。
張百良的失業(yè)讓這個家庭徹底沒有了希望。他常年在木器廠工作，腰落下了毛病，干不了重的體力活，下崗后只能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賣水果，一天干10個小時，碰上好運氣能掙十幾塊錢。
貧困的接力棒開始向下一代傳替。由于家庭貧困，自從17歲初中畢業(yè)，張宇虓就進入了社會。8年間，他做過服務員、網(wǎng)管、寵物店職員，工資最高時也不過每月600元。劉春蘭認為張宇虓到了該成家的年紀。
為了給兒子一個體面的婚禮，劉春蘭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出國。賴活著還是賭一把？三姐劉冬蘭說，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孩子是個閨女，她也會出國，在撫順根本看不到解決生活困難的希望。
盡管劉春蘭干的是巴黎最底層的工作，收入?yún)s是她的姐姐不敢想像的。將近三年的時間里，劉春蘭還清了全部的7萬多債務，每年兩三萬人民幣的結余，讓遠在撫順的家庭看到了希望。
許多初到法國的非法移民都會申請難民資格，初次申請往往容易獲得三四個月甚至一年的認可，每個月大概能拿三百多歐元資助，并可以享受醫(yī)療保險。但到了2005年1月份，劉春蘭的難民資格申請被拒絕，從此變成了真正的非法移民。
從窮撫順到窮巴黎
李艷跟劉春蘭住上下鋪，但是打交道也不是很多。“碰面的機會其實很少，況且自己都顧不上的時候，哪里還能來得及想別人。聽說劉春蘭后來找了個阿拉伯男朋友，本來還想著結婚，但后來不知怎么又分手了�！奔奕送ǔＪ桥苑欠ㄒ泼瘾@得合法身份的最方便最快速的途徑。今年的8月，劉春蘭委托三姐，與丈夫辦理了離婚手續(xù)。
三年中，她以最貧窮的方式，生活在巴黎最貧窮的城區(qū)。美麗城有一個名為“巴黎超級市場”的超市，經(jīng)常在晚上六點扔掉過期食品，許多人等候已久，這時就上前撿些東西回家。劉春蘭在電話里告訴過家人，自己也會在這里買面包吃，“有時候在超市門口撿到的東西也挺好”。
她住在一間10平方米左右的臥室里，房客總共8個人。室內擺著3張上下鋪，其中有兩張男女合住的雙人鋪。最里面的一張橫擋著惟一的一扇小窗，光線只能從床鋪空隙中依稀透射進來。每個床鋪上都有用布頭蒙起來的窗簾，遮得嚴嚴實實。一張小桌靠在左邊的墻面，形成和對面床鋪間的一條狹窄的過道，走過時必須側著身子。
穿衣鏡下半部分是碎的，浴室沒有窗戶，墻壁都因濕氣褪了皮，浴室的下水道因為老化而漏水。
在撫順，她的家人的處境與此相似。那是一套建筑面積33平方米的一居室，屋里的擺設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樣：結婚時的衣柜、桌柜和床，都是張百良自己打的。嗡嗡作響的冰箱和老式的電視機，是下崗前張百良在舊貨市場上分別以100元的價格買的。這個家在7樓，天黑以后他們摸黑上樓梯，只是為了省下一個月兩塊錢的電費。
在巴黎，41號單元樓邊的墻壁上貼滿用中文寫的各種招工啟事，有招餐館女招待的，有招清潔工的，也有尋人教中文的。在這一點上而不只是在薪水標準上，撫順還比不過美麗城：張百良和張宇虓看不到多少招工啟事。
巴黎的小房間里，除了床鋪之外幾乎一無所有；撫順房間的衣柜頂上則有一把吉他，是劉春蘭年輕時的最愛。“窮巴黎”與“窮撫順”之間是有管道相連的。作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和東北老工業(yè)基地城市，撫順經(jīng)歷著長久的轉型陣痛，由于生活困頓與機會的匱乏，這里有著成千上萬的出國淘金者。
在家人印象中，劉春蘭性格活潑開朗，會彈會唱。以前在工廠上班時，每逢禮拜天家庭聚會、朋友串門，她就會撥弄撥弄吉他，下崗后，這把吉他在衣柜頂上一放就是十多年，積了厚厚的一層塵土，琴弦也斷了，從那時候起，這個家里就再也沒有過歌聲。
回憶起和妹妹當年在鄉(xiāng)下的田埂上抱著吉他自彈自唱的情景，劉冬蘭流露出少有的興奮。
劉冬蘭的丈夫陳玉林2000年下崗后在勞務市場打散工。家里揭不開鍋，劉冬蘭給丈夫下了死命令：晚上回來要掙回大米錢。蹲在勞務市場直到晚上七八點，陳玉林也沒有活干。“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根本沒人要�！彼X得自己是一個毫無用處的廢人。劉冬蘭給丈夫記過賬，陳玉林下崗后最多的一年掙了4000塊錢。
回憶起下崗后的生活，劉冬蘭忍不住辛酸的眼淚，覺得“活著就是個負擔”。買三毛錢的菠菜，早上起來給丈夫熬一頓，晚上回來熬一頓，劉冬蘭自己空一天的肚子。為了節(jié)省開支，她將一日三餐改為早晚兩餐，10年來，這個生活習慣一直保留。
“終于退休了。”直到2007年，劉冬蘭才領到了每月680塊的退休金，家里終于有了穩(wěn)定的生活來源。
“日子是一天天熬過來的，最害怕過年過節(jié)、人情事務，拿100塊錢都困難。”劉冬蘭說。
“好消息”接踵而至：從今年10月份起，丈夫陳玉林可以領到每個月400元的生活補貼，條件是他一個月要到街道干3次活。這得歸功于丈夫原單位撫順石油三廠的同事，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這些沒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下崗職工們頻頻去北京上訪，事情終于在兩個月前有了轉機。
劉春蘭自己的家庭同樣貧苦若此，急需她的“輸血”。有人事后為她算過一筆賬，節(jié)省一點過日子的話，每個月120歐元搭鋪費和80歐元錢伙食費基本就夠花了，而做保姆每個月能掙六七百歐元。作為非法移民她不能在銀行開戶，領到工資后馬上就通過西聯(lián)匯款寄回國內。
巴黎華人社團匯集協(xié)會副會長董力文解釋說，這是很多在巴黎的中國非法移民的通常做法。
在這里，劉春蘭的生活與其他來自中國東北的非法移民別無二致。她撿垃圾，到跳蚤市場去賣。
在巴黎領取遺物時，劉冬蘭在妹妹的包里翻出來一大堆撿來的襯衣襯褲。她把它們全部扔掉了。